作为驱逐胡虏的杰出代表，大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，就必然与中原之外的万邦保持安全距离。反映在军事层面，就是重建以本族人口为核心的庞大武装。
但在讲求结果的实操层面，许多领域依然离不开外番兵勇维系。以至给后世留下精分印象，仿佛军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具任何能力，真正左右胜负的不过是那一小撮异类。
北境别无选择
明朝建立前的红巾起义 给各地产业造成严重破坏
由于是建立在蒙元帝国的尸体之上，明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，曾对许多区域造成近乎永久的严重破坏。除金莲川、河套、河西走廊的城市经济，原先分布于两淮地区的马场亦被烟消云散。因此，早期明军非常不善于运用骑兵，连最基本的规模都无法维持。
为何没迅速暴露问题？主要是靠同行与对手衬托！无论陈友谅的水上义军，还是张士诚的地主武装，亦或王保保的新募团练，同样不以骑马作战著称。另有阿速军这类奇葩，因过于安逸的环境而深陷舒适区，同擅长放鹰走马的先祖简直判若两族。更不用说早已彻底脱产的蒙古贵族，根本无法给明军造成任何实质威胁。
乱世中的竞争者们 骑兵水平还不如初代明军
公元1372年，名将徐达在岭北之战中大败而归，明军的骑兵弱点彻底曝光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蒙元早期的毁灭性征服，诸如契丹、女真、党项等原本生活在华北的骑马族群湮灭。这就让后来者很难有太多选择，不得不在本族农民和蒙古番子间做出选择。显然，前者的基础较差，培养、试错成本过高。倒是后者还多少还留有些祖传遗风，遂从官方钦定的世仇变为可造之材。
于是，朱元璋迅速调整军队卫所制度，在通常全部是汉人步兵的营垒附近设立保留区。这些蒙古骑兵的来源相当复杂，有的是早年间倒向新朝的遗老遗少，也有后来为财货而重返内地的变节者。明军为确保他们延续战力，特意开辟出草场供养马、训练使用。乃至要求州官不得干涉其生活方式，深怕被同化后不能继续胜任。
曾经的蒙古世仇 也是明朝外族骑兵的主要来源
相对而言，在处于长城沿线的九边地界，这类军屯保留区数量较多、规模较大。内地的普通卫所虽有效法，但规模往往有些袖珍。考虑到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屯田＞作战，这层安排就显得不无道理。
在山海关与嘉峪关附近，还有管理制度更宽松些的羁縻区域。譬如东北方向的朵颜、泰宁和福余三卫，以及西北方向的哈密卫。他们的指挥官往往就是原先贵族，还享有类似于土司领的诸多便利。至于位置稍稍靠内的河西走廊与宁夏，亦参照该思路豢养起蒙古兵丁。
哈密和朵颜三卫这类准羁縻建制 也是要为明朝供应骑兵
不过，生活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军户，普遍不如全盛时期的先辈善战。首先是由于分散驻扎关系，他们不可能相互联通集训，也就无法复刻出黄金年代的大兵团机动。其次是获得资源供养有限，无力维持价格高昂的重骑兵装备。而且往往要在战斗中从属于步兵单位，执行侦察、袭扰、迂回包抄或追击任务，自然难以重拾起族群巅峰。
讽刺的是，朱元璋特批的这些蒙古军户，首个重要目标就是建文帝。公元1405年，他们追随燕王朱棣叛乱，并在靖难之役的多次会战中表现出色。明成祖篡位成功后，还不忘从他们当中挑选精锐，编组成驻防京师的三千营部队。即便是在土木堡之变后，还屡屡南下两广弹压叛军势力。某些后裔到清军崛起于关外之际，还奋战于最危急的辽东前线。
朱棣的篡位成功 有相当功劳应归属蒙古骑兵
此外，明朝北方边界的东西两侧，各有一个体量尚可的藩属王国。双方都不同程度的承接到部分前朝遗产，建有以蒙古式骑兵为核心的封建军队。其中，毗邻辽东的朝鲜忠诚度相对较高，但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前，几乎没有派兵参加过任何明朝战事。至于靠近河西的察合台汗国，更没能为宗主分摊掉多少压力，乃至分崩离析后成为边患。
当然，明朝麾下的外族骑兵，绝非全部由各类蒙古人构成。在15世纪中后期，部分中亚贵族为躲避帖木儿帝国内乱，纷纷主动要求内附。虽然数量有限，终究是有一战之力的军功阶层。故而被集中安插到留都南京，组成十分罕见的具装骑兵分队。但持续时间较短，仅仅1-2代人时间就销声匿迹。
中亚流亡者 成为明朝罕见的具装骑兵
南境丰富多彩
明朝的广袤南方 更容易招募到外族士兵
相比于靠蒙古骑兵支撑的北境，明朝在南方能征用的各类外族步兵就丰富许多。其中的很多习惯直接继承自蒙元，或是变种形势来重复前人故事。
首先是在广袤且森林密布的西南地区，包括广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，以及四川和广东的部分山地。那里分布着大片土司领，其中不少还是形同迷你王朝的羁縻建制。早在元朝灭亡前，他们就不断为中央贡献士兵，一度与尚未正规化的红巾军爆发激烈冲突。好在朱元璋选择遵循旧制，仅对原大理国区域事实郡县化改造。这才为后世子孙积累下一笔宝贵的军事遗产。
狼兵无疑是最为知名的外族部队
根据地域区别，我们可以将这类土司兵分为三大类：
1 以狼兵为代表的广西籍土兵，因多次前往上海、浙江打击倭寇而出名。虽然扮演过救火队员角色，也由于习惯沿途被诟病。
2 以苗人为代表的湖南、巴蜀籍土兵，也是明朝屡次弹压西南叛乱的主力。因为数量最多，还被广泛派遣到北方前沿戍边。
3 以傣族为代表的云南土兵，通常只负责所在地治安。由于距离太远，外调过程相当麻烦，存在感远不如前两类人群。
装备五花八门的地方土兵
尽管土兵总被后世看贬，觉得他们是水平不高的炮灰，但在明朝中后期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。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战场上，这类山民移动起来如履平地，经常将普通卫所兵甩在身后。而且保留勇武作风较多，不容易被暂时的困境吓退。若将领来自同族，同僚皆出自本乡、本寨，则可以在高强度作战中坚持很长时间。
在军事技术层面，土兵们往往习惯搭配使用巨盾、藤牌、长枪、长刀、木弩和猎弓，也有钩镰枪或狼筅等特殊装备。在队形不发生紊乱的情况下，足以正面抗击所能遭遇的任何敌手。甚至反过来影响明朝本部，仿照其模式编练出戚家军、俞家军等新生力量。最后又被推广到直隶、辽东两省，险些升格为官军通用的显学。
率领狼兵迎战倭寇的 瓦氏夫人
值得一提是，贵族妇女在西南山区的地位颇高。前有率狼兵抗倭的瓦氏夫人，后有带苗兵屡败张献忠的秦良玉，勇武程度胜过同时代的大部分卫所将领。
可惜，在1599年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后，西南土兵的权重一度受到波及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仍被调往关外迎战后金，后来又为南明短暂镇守过肇庆。一些云南的傣族土司，则将圈养大象交由李定国使用，让后者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象大师。满清坐稳江山后，一直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政策，可能就是对往日经验的痛苦回忆。
北越的莫氏武装 比较乐于配合明军行动
其次，在安南和广西交界处，盘踞着主动归附明朝的莫氏家族。作为越南黎朝叛逆，他们一度有希望将河内等主城据为己有。
后来功败垂成，依旧在凉山南麓坚持较长时间。因为有求于紫禁城朝廷，故而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协助行动，实际价值略胜李朝与察合台汗国。考虑到朱棣曾用越南工匠指导火器改进，他们的后代在技术层面不至于拖宗主国后腿。
中后期明军 还能雇佣到少量葡萄牙士兵
当然，更好的火器部队来自西方影响。从隆庆时代起，明朝官方就一直借用澳门的葡萄牙武装。起初仅仅是几艘舰船，多用于对抗海盗袭扰。后来层层递进，至少分3-4批招募佣兵或顾问北上勤王。今人熟悉的弗朗机、红衣炮和鸟枪，无不是通过这条线传至中国。
葡萄牙人甚至以福船为基础，引入欧洲技艺，造出更加坚固耐用的老闸船。这种中西合璧的混合产物，一直被沿用到19世纪，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有过高光表现。
许多近代化武器 皆由葡萄牙人传至明清
躺平浪潮中的临时工
明朝对各族士兵的态度非常矛盾且割裂
相比之前的任何时代，明朝对外族士兵的态度最为矛盾且割裂。既在数量占比方面低于北宋，来源构成也远比唐朝、元朝单调。而且针对特定群体的征用，往往高度集中于某些时间段，容易产生羊毛薅到秃、韭菜连根拔的既视感。
之所以会如此扭曲，必然与其建立王朝后的意识形态有莫大关系。因为前朝是胡虏，自然对中原外的世界充满未知恐惧，全靠强制同化外来影响来脑补安全感。加之周遭没有足够强势对手，连及时调整偏差的动力都相当匮乏。等到原先的卫所兵制瘫痪，国防压力陡然飙升，才三翻四次搞临时抱佛脚式救赎。
将领们的家丁队伍 充斥着各类外族
于是，作为武装力量主体的官军，总在具体行动中刻意“隐身”。经常靠地方土兵独当一面，又乐于将吃力不讨好的压阵工作交给蒙古骑兵。但要有人提议改革，或是仅仅征用更多外族，马上会招来言官清流的死谏抵制。
唯有将领比较诚实，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花费一切资源来堆砌外族士兵。因此，所谓家丁的非正式单位脱颖而出。郑氏父子的黑人卫队，也一度发展为大小两支。他们永远是比例上的少数派，却要承担最多的战斗任务。亦如一群勤奋的临时工，深陷老油条和躺平者的汪洋大海......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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